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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:一個文化理想主義的出版典范

時間:2009-09-13來源:網友提供 作者:俞曉群 點擊:

  1934年12月4日,魯迅先生給孟十還先生寫信說,他有“一個平常的小夢”,希望能出版一部果戈理的選集,卻很難實現,因為“即使有了不等吃飯的譯者,卻未必有肯出版的書坊”。兩天后,魯迅先生又給孟先生去信,這一次他有些憤怒了,他說:“現在的一切書店比以前更不如,他們除想立即發財外,什么也不想,即便訂了合同也可以翻臉不算的!
  但是,到了第二年,情況發生了變化。魯迅先生發現,并不是“一切書店”都想發財了,有一家剛剛成立的出版社就“并不壞”。于是,他把自己的稿子《故事新編》趕寫出來,交給他們出版;他甚至幫助這家出版社組稿,將蕭軍的書稿拉過來出版。又過了一年,魯迅先生離開了人世。此后10余年間,這家出版社沒有辜負魯迅先生的厚望,出了許多好書。
  它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。在上世紀80年代,蕭乾先生在一封信中說:“我認為在中國出版史上‘文生社’永遠是一顆明星,一個五四以來辦得最成功、影響最大、推出作家最多的同人出版社!痹谶@里,蕭乾先生一口氣用了三個“最”字,可見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作家心中的分量。
  在創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名錄上,寫著這樣一些名字:吳朗西、伍禪、麗尼、巴金、陸圣遂、楊挹清、李采臣……他們是一些什么人?魯迅先生說,他們是“幾個寫文章的人”。蕭乾先生說,他們“始終是一撮文人的集合體”;見到他們,會讓人想到歌劇《波希米亞人》。還有人說,他們大多是信仰安那其主義或曰無政府主義的人,那是一種“空想社會主義”還是什么?說不清楚?傊,在巴金先生15歲那年,他讀到克魯泡特金的《告少年》,從此把“平等、互助、自我犧牲”的倫理觀念,作為一生恪守的道德信條。它一定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干人馬的信條吧!
  當然,這個名錄上最重要的人物,還是巴金先生。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時,已經是一位著名作家了。人們知道,許多大作家、大學問家都喜歡“客串出版”,像魯迅先生,他創辦過7家出版社,編過9種雜志,但出版依然只是他文化生活的“副業”。巴金先生不同,他是一位終生追求老托爾斯泰式的“言行一致的人”。他的“言”是寫作,你知道他的“行”是什么嗎?蕭乾先生說,巴金先生的“行”,就是他主持的文學出版工作!還有一位司馬長風先生甚至說:“巴金以文名太高,掩蓋了他在出版方面的貢獻,其實后者對新文學的貢獻遠比前者重大!
  司馬先生好重的言辭,它提示我開始審視“巴金的出版”。結果發現,巴金主持了14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,確實是一個文化理想主義的典范。有幾點說明:其一,他們面向高雅文化,大量地組織出版嚴肅的文藝著作。其二,他們不但吸收名家加盟,還側重發現和培養新人的處女作。其三,他們貌似同人出版,實為五湖四海,遴選作者,絕對沒有門派、地域、潮流等因素的限制,因此團結了那個時代的一大批文學作家。其四,巴金先生等人在出版社不拿一分錢報酬,只是盡義務。其五,他們沒有資金來源,只是幾個人集資,比如,吳朗西先生把夫人的私房錢,伍禪先生把自己彩券中獎的錢等等,都拿出來印書。
  在10余年間,巴金領導出版了包括:《文化生活叢刊》(49種),《文學叢刊》(10集),《譯文叢書》(63種),還有《新時代小說叢刊》,《現代長篇小說叢書》,《文季叢書》,《文學小叢刊》,《烽火小叢書》,《水星叢書》等等。像其中的《文學叢刊》影響最大,收編86位作家、161部各種文學體裁的作品,“可謂盛極一時,恐無出其右者”。(李濟生語)作家中有魯迅、茅盾、鄭振鐸、沈從文、巴金、張天翼等名家,還有艾蕪、曹禺、麗尼、卞之琳、羅淑、劉白羽、蕭乾、蘆焚、臧克家、魯彥、何其芳、嚴文井、荒煤等一大批新人的處女作。
  插一段奇文。文革時期,有一篇批判文章《巴金是文化資本家》,更能從反面說明“巴金的出版”。其中寫道:“從1936年起,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營出版社,直到1956年公私合營才迫于形勢收攤,實際上他干了二十年的出版商,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本家。他先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、總經理,解放以后,又野心勃勃,聯合了他的兩個弟弟,搞了一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。巴金的出版社,大肆販賣精神鴉片煙,大肆兜售西歐十八、九世紀資產階級古典文藝作品,以及俄國的赫爾岑、車爾尼雪夫斯基之類的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的著作,廣為招徠生意,用以抵制社會主義新文化,同黨的出版事業爭奪陣地!保ā段膶W風雷》1967年第2期)
  可以肯定地說,“巴金的出版”是成功的,其原因大約有四個。
  一是個人理想與職業特征的吻合,巴金在《隨想錄》中寫道:“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:生命的意義在于付出,在于給予,而不是在于接受,也不是在于爭取!睅е@樣的人生理念從事出版工作,就會把編輯“為人作嫁”的職業特征充分放大、提升,使之化成一種理想主義的職業行為。
  二是作家學識與編輯工作的吻合。麗尼先生說,文化生活出版社走的是古典名著介紹的路,要好好組稿,非老巴不可。第一,真正好的譯稿必須老巴才可以拉來。第二,除了老巴,誰能隨便改動名人的稿子?另外,巴金先生很有“辨才”的眼光,前面提到,那么多大作家的處女作都是他發現并出版的。即使到了上世紀80年代,從維熙、諶容、張潔、馮驥才、沙葉新、張一弓、張辛欣等不少在新時期走上文壇的作家,同樣得到了巴金的扶持、鼓勵和保護。
  三是認真精神與出版實踐的吻合。魯迅先生很欣賞巴金,說他是“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”。但魯迅是“左聯”中的一員,而巴金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。有人問魯迅:“為什么要和這樣的人打交道?”魯迅先生說,因為巴金做事比別人更認真。巴金先生正是靠認真的服務精神征服作者,編出好書,贏得信譽,再拿到好稿子。有一次,巴金先生到工廠為高爾基《草原故事》改版。到了下班時間,那位排字工人急著與女朋友約會,很不耐煩。巴金先生就纏住他不放,說了許多好話,才達到目的。其實作為作家,巴金先生的時間很寶貴,況且許多出版工作也是很折磨人的。比如校對,巴金先生就說過,他有時看校樣看得想自殺。但“自我犧牲”的人生理念,一直支撐著他的文化出版活動。蕭乾先生曾感慨地說:雖然《巴金文集》有14卷之巨,但是“倘若他沒有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獻給進步文學出版事業,他的文集也許應該是40卷!
  說到認真,我想起商務印書館的一段故事。上世紀30年代,王云五先生出任總經理時,就極其重視對書稿差錯的檢查,發現問題會重罰責任者。曾有人說這樣做太苛刻,是虐待職工。但商務印書館的書卻獲得品質可靠的美譽。據說當年毛澤東一進北京,就希望能夠配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,因為他們的書值得信賴。這正是“認真”的意義。
  四是服務意識與尊重作者、尊重讀者的吻合。他說,作者與讀者都是我們的“衣食父母”;他說,無論在寫作的意義上,還是在出版的意義上,我們都應該“把心掏給讀者”;他還說,編輯要尊重作者的作品,不要輕易改動稿子,能不改就不改,即使改也要與作者商量。到了晚年,他感嘆:“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,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,對方好象是衙門。在這方面我有敏感,總覺得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。......我念念不忘‘出版官’,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系中,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!
  作為今天的出版人,讀到巴金先生的這段話,心里會有一種的揪痛的感覺。再讀一段1950年焦菊隱先生寫給巴金先生的信,我們又會陷入更為沉重的思考之中。他寫道:“我聽見曹靖華先生說,你已擺脫了文生,不知是否?……因為弟的稿子雖然不好,但當初是選擇又選擇出版家的,最后決定將一切出版的東西,都陸續集中在文生,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,就是因為吾兄在文生主持。吾兄不但修養高出其他朋友,對作品的估價很苛,絕不濫出商品式的著作,而且也永遠具有作家的性情在辦書店,因而對于作家永遠是照顧周至的!瓌t上弟的書,不論是譯的或寫的,愿意永遠跟著吾兄走,你到哪一個出版社,或你自己另辦出版社,弟自動愿意將書稿送過去!边@樣的編創關系,不正是一個真正的出版人畢生的追求么?
  寫到這里,我的內心激動起來。因為在商業出版大行其道的今天,我們終于在巴金先生那里,找到了一個文化理想主義的出版典范。但是,那一葉理想的風帆,隨著上世紀50年代初“公私合營”的社會主義改造,早已經飄然遠去了。我覺得,雖然“巴金的出版”只是與新中國60年搭上一點邊界,其中的許多東西,卻非常值得我們汲取和借鑒。比如“同人出版”的意義,還有文化生活出版社與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以及開明書店等的不同,都會引起我們更多的歷史追憶和現實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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